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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協商民主的層次性

基于邏輯、場域和議題分析

發布時間:2019-04-2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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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李修科,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燕繼榮,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李修科,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燕繼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次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中國協商民主的多層次性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理解和界定。本文按照協商民主發生的邏輯、場域和議題,將之分為三個層次:政治協商、政策協商、社會協商。政治協商主要以多黨合作制度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作為實施載體,執政黨就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國家領導人的產生等重要議題與民主黨派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展開廣泛協商。政策協商主要是就政府部門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議題與群眾展開協商,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實現公共行政的規范化和程序化。社會協商是指在城市和農村的基層自治范圍內社區居民或村民就本社區或本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和協調以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三個層次的協商民主按照各自邏輯開展與發展,三者之間的互動與融合也是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應有之義。

  關 鍵 詞:協商民主/政治協商/政策協商/社會協商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推進我國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的對策研究”(14AZD012)研究成果之一。

  一、導言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政治是現代民主的價值與原則在中國語境中的呈現與展開。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的本質特征,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線,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也是其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把【倜裰饔胄堂裰饗嘟岷?,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1]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兩種民主形式的劃分,首先表明中國的政治形態毫無疑問是民主政治,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世界民主政治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表明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從中國具體國情和特定發展階段出發,在中國的歷史情境與現實語境中逐漸生長和發展出的一套具有廣泛性和真實性的人民民主制度。區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并將協商民主作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既是對此前民主政治探索的經驗總結,也是對今后民主政治發展提出的前瞻性的方向性指引。中國協商民主的產生與發展就是民主政治在中國扎根和成長的重要表現和特定形態。中國的協商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體現。

  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一節中,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現在學界論及中國的協商民主,存在兩個傾向:一個是堅持傳統的科學社會主義式的論述策略,將中國的協商民主簡單類同于(或主要是)在中國革命建國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以及依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組織載體的政治協商發展;[2]一個是國內學者引介和移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希望把中國的協商式民主實踐與該理論化約起來,進而將各種公民參與實踐冠以協商民主稱謂[3]。本文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政治發展既符合現代民主理論的發展潮流,更體現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理論邏輯和歷史演進路徑,呈現出復合型特征。這種復合型特征集中體現在中國協商民主的多層次性。協商行為發生的場域不同、協商主體不同、協商關注的議題不同,其背后遵循的理論依據和展開邏輯都不一樣。本文基于對協商民主實踐的邏輯、場域和議題的分析,將中國的協商民主層次化為宏觀層面的政治協商、中觀層面的政策協商、微觀層面的社會協商。

  二、革命建國與政治協商

  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一個構成部分,是政治協商。何為政治協商?簡言之,圍繞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選擇、政黨制度設計、黨政軍之間的關系、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憲法規定等涉及國家基本政治結構的宏觀政治層面展開的政治對話、溝通與協商。政治協商主要指涉國家宏觀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的因素,大體相當于中國政治協商制度。林尚立教授有一個直截了當的表述,“中國政治協商制度,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的簡稱?!盵4]

  從發展源起而言,中國的政治協商與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相伴生,體現出中國政治發展的獨特歷史邏輯,因此需要打開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歷史縱深,才能深刻理解政治協商發展的來龍去脈,也才能理解它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和功能。

  現代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強調主權和政治合法性的全體國民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和現代性之間是一種復雜的相互建構的關系。現代性的孕育與發展促成現代國家構建,而現代國家又能進一步推動現代性的深入發展,二者互為因果。現代國家理論認為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強調三個基本特征:其一是民族國家必須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對內主權和對外主權都能得到事實上的承認與維護;其二是人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在理想情形下,國家的疆土和政治共同體的范圍與有著共同文化、語言、歷史等的民族共同體相重疊(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 congruent with those of its governance unit)[5];其三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強調現代國家的權力來源是人民,主權在民,強調公民意志和公民權利,實行民主政治。[6]西方的現代國家構建是在歐洲中世紀孕育,在中世紀后期和現代早期逐漸形成和發展。[7]西方現代國家構建是一個內生先發的過程。

  與西方現代國家構建不同,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沖擊之下開始的,走的是一條后發外生的道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建構起中國的自我認知和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宇宙觀念和世界想象是基于儒家的“天下”理論?!疤煜隆備拍釷且桓鐾暾墓勰釤逑?,是前現代的中國人對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它所彰顯的是中國中心觀和中國正統論,是一種對人文政教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論證。作為立體概念的“天下”秩序依靠于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天圓地方與中國中心的地理空間結構認知;二是華夏文明優于周邊文明的文明優越感;三是維持“天下”體系的中國政治經濟實力。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與一個仍沉浸在“天下”想象的中華帝國不可避免地要接觸、碰撞、沖突。攜現代性而來的西方文明是一種強勢文明,徹底動搖了維持“天下”秩序的基礎?!疤煜隆憊勰鈐誚獾攪死醋暈鞣降拿褡騫液凸使叵倒勰畹木藪蟪寤?。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提出一個經典論斷:近代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文化傳來的沖擊,“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即從原來官紳文化繁榮時期的‘天下’概念變成了一個民族的概念?!盵8]簡言之,列文森認為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就是一個從“天下”帝國到民族國家的進程。列文森的觀點同費正清的近代中國“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晚近以來,有學者批評費正清等學者的觀點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提倡“復線的歷史”,主張在中國發現歷史,更有國內學者認為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建構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本質上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產物,[9]但從歷史的實際來看,“沖擊—回應說還是具有相當的歷史解釋力。它不僅凝練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本質特征,而且也提醒我們,相較于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的先發內生特點,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具有鮮明的后發外生特點。后發外生型的中國現代化需要面對兩重挑戰:一是要改造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以適應現代性生長的需求;一是要建構強有力的現代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威來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正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面臨的“巨石走峻坂”的嚴峻形勢,也決定了中國走了一條“石條壓駝背”般的革命式現代化道路。在革命現代化的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懊揮兄泄膊車吶?,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盵10]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很好地回應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兩重任務:一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改造中國傳統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逐步推進現代民主政治,符合現代性生長的內在要求;二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堅定革命信念和高度組織化的現代先鋒型政黨,能夠通過“黨建國家”的方式,建構起強有力的現代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威,應對來自國內外的挑戰。[11]正是這兩重任務與使命使得推行政治協商成為中國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的邏輯性在于:其一,要實現中國革命事業的勝利,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需要中國共產黨能夠依據不同時期革命任務的需要,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革命建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來。被視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法寶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保持了黨和人民的緊密聯系,為國家政權提供了權威性和合法性。其二,改造傳統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以適應現代化需要,而現代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協商將各黨派、各階層、各界別、各民族、各社會團體的不同意見、利益、訴求進行整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共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打開中國革命的歷史縱深,理解中國政治協商產生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選擇,就明確了政治協商在中國語境下的功能定位。從協商發生的場域來講,政治協商主要是在國家宏觀政治層面展開;從協商發生的議題來講,政治協商主要圍繞國體、政體等根本性政治議程,以及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其他民主黨派、黨和人民、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等涉及國家基本權力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等議題而展開;從協商的指導原則和理論來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根本原則,人民統一戰線理論是指導理論;從協商得以實現的組織載體來講,政治協商主要依托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其組成部分。中國的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全國人大一道發揮作用,將政協體現的協商民主和人大體現的選舉民主很好地結合起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廣泛性和有效性。

作者:李修科 燕繼榮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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